三国之所以被称为“三国”，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并存着三个独立国家：曹魏、孙吴和蜀汉。在当代政治地理学的语境下，国家应当至少具备三个要素[1]：领土、人民和权力。前两者是建国的基础，而权力则是立足于领土和人民两要素的政治延伸。刘备在东汉末年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战争中，长期处于缺乏领土和人民的“游离”状态，因此其权力也一直未能有效声张。这在整个三国时代已不能说是罕见，而只能用独一无二来形容了。
唐代画家阎立本《古帝王图》中的刘备画像
三国的三个开创者中，以刘备的一生最为曲折励志，其建国历程也最为艰辛。北宋何去非如此评价刘备的一生：“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对于一般的军阀而言，三起三落的阅历已足以令人心灰意冷，而刘备最终建国称帝更在这几番沉浮之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偏隅于西南一角的益州终于建立起稳固政权，成就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到正式称帝时，刘备已经是花甲之年。
成都武侯祠挂有一副楹联：“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联中的文字没有丝毫夸张，“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这条路，刘备是实打实用双脚丈量又用鲜血浸染过的。
但是，刘备似乎又天然具备某种说不清的权力潜质。与同时代的其他诸侯不同，刘备早期缺少根据地，但几番寄寓于他人都只做客将而非归降，其麾下的将领军队也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同时作为军事统帅，刘备用兵正如陆逊所言属于“多败少成”的类型，但无论败几次、逃几次、溃几次，各路诸侯也总还是将其视为第一流人物。于是前前后后，针对刘备，公孙瓒委以对袁绍、孔融借以退黄巾、刘表迎以御曹操、孙权结以拒曹操、刘璋赖以靖张鲁……即便在刘备丢掉根据地而陷入落魄时，曹操依然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以至到了“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程度，这番境遇不由得不令人啧啧称奇。此外，刘备称帝建国一事也出奇的顺利：曹魏代汉，经两代接力；孙权称帝，历半生谋局。而刘备刚刚在益州站稳脚跟，立刻就称王乃至于称帝。曹丕“十分天下有其九”，孙权则囊括了荆扬交三州，而刘备仅以一州之地就能迅速建国。回到那幅对联中的“百代存亡争正统”一句，刘备的“正统”，似乎争得又不那么艰难。
刘备的路之所以曲折、顺遂兼而有之，是因为刘备虽然出身贫寒，但却姓刘，而这个“刘”是货真价实的汉室之刘[2]。刘备乃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只是家道中落，至刘备年少时不得不靠贩履织席为生。东汉末年倾颓的皇室给了刘备这个草莽英雄染指庙堂的机会，而汉室宗亲的身份又让他天然能以正统自居。当时的天下虽是一派“郡郡作帝，县县自王”的乱世图景，但政治资源的分布依然对刘氏诸侯最为有利，西汉高祖刘邦定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一白马之盟，即使穿透了四百余年的岁月风霜，依然有着一定的道德约束力。
东汉末年，最为流行的谶语莫过于“代汉者，当涂高也”。“涂”通“途”，可理解为路途，“当涂高”即是路上高大之物。李傕掌权时，有巫女进言其名中的“傕”通“阙”，阙即宫殿门前两边的楼台，正合“当涂高”之意。袁术称帝，也用其字“公路”映射“当涂高”。曹丕代汉，许芝同样是用“魏”“魏阙”来扣“当涂高”。有趣的是，刘备也有一段经历能附会为“当涂高”。《三国志》载，刘备年少时家边的篱笆外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乡人对此的评价是“此家必出贵人”。其实，这整整高五丈有余的桑树，不正是“当涂高”么？只是这种符谶刘备不需要罢了。刘备不需要代汉，刘备本身就是汉。
世事纷纭，注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血统来论，有些层面的利好，年轻时的刘备或许从未意识到——因为他的起点过低，仅凭一个姓氏绝难在刀光血影的丛林中立足，而反观刘虞、刘焉和刘表这些刘氏封疆大吏，早就有人怀着不同的目的频频劝进——但汉室宗亲的优势，刘备在称帝时终究还是能了解，因为他切实享受到了这一身份红利。但还有一些事情，则是刘备穷其一生也无法知晓的。他不会想到，血统没能让他改变汉朝灭亡的历史，蜀汉最终亡于曹魏；但血统却改变了后人对他本人的定义。自东晋后，士大夫群体以蜀汉为正统，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便引用过一句话：“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意是宋代的小孩子听三国故事，听到刘备败则伤心，听到曹操败则开心。等到《三国演义》横空出世时，其主角已经理所当然地是悲剧英雄刘备，而不是功勋更卓著、才能更杰出的曹操。这无常世事的起点，始终还是因为刘备姓刘，于是他的隐忍、他的权谋、他的傲慢，都转化成为一个没落王朝自赎的身影。
在未来，这个身影将成为每一个流寓王朝的精神图腾；而在当时，这个身影则是支撑蜀汉建国的最强战斗力。
行乱世：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
刘备出身贫寒。虽然陈寅恪等不少历史学者同样将曹操定义为“寒族”，但曹操的“寒”只体现在“赘阉遗丑”的身份上，至于其家境，则早称得上富可敌国；而刘备的“寒”则是经济层面上的真实贫寒，以至于其年少时需要和母亲一道以贩履织席为业。唯一让刘备和当世名流牵扯上一丝交情的，是他能够和公孙瓒一道拜入当世大儒卢植门下。在注重出身门第的时代，刘备能够拥有这一求学生涯绝非幸运，其背后必有贵人相助，但对于当时的刘备来说，这段师生之情、同门之谊，显然有些高攀。
刘备入仕依靠的是军功。最初在讨伐黄巾军的战争中，刘备出生入死，最终只不过在安喜当上了县尉。这期间因求拜访郡中派来的督邮被拒，一怒之下将督邮绑起打了两百杖，不得不弃官亡命。《三国演义》中大约认为这段故事有损刘备仁德之名，将事主改为了张飞。自汉景帝刘启下诏减刑后，“笞两百”一直是汉代肉刑的上限[3]，刘备在对督邮“行刑”时，是否也因想到汉律而有所克制呢？这是个无法求证但颇有意思的猜测。
亡命之后刘备再次从军，因功又当上县丞、县令等基层官吏。后来投奔昔日同窗公孙瓒，被表为别部司马，再迁为平原令、平原相。此时刘备戎马生涯已不算短暂，但履历依然没有突破县级行政区，在汉末群雄中若论“基层工作经验”，大约无人能出其右。
刘备身份虽然未能显贵，但声望确实在不经意间有了起色。当时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围攻，孔融危急之下遣太史慈外出求援，求援对象正是时任平原相的刘备。《后汉书》《三国志》均记录下了刘备当时受宠若惊的反应：“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4]振奋之下的刘备立刻率兵三千驰援，黄巾军听闻后不战而散，孔融之围遂解。
孔融作为军阀，实力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代名儒，其影响力绝不容小觑。虽然史无明载，但刘备为孔融解围之事显然在当时的朝野获得了不小的传诵度，因为刘备自此役之后声望大增，经常被视为“及时雨”而为各路诸侯引以为援，刘备及其数量绝不算多的部曲集团也由此踏上了一条类似“雇佣兵”的独特发展路径，得以活跃在汉末军事政治舞台上。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讨伐徐州，徐州牧陶谦和孔融一样向刘备求援。当时刘备的军队不过数千，且这数千之众中尚含大量流民。陶谦补给刘备四千战斗力极强的丹杨兵后，刘备才算勉强有了万人的建制，但相较于曹操依然难以争锋。天助刘备的是，此时曹操后方遭到吕布偷袭不得不退兵自救，于是刘备继救北海之后又取得了成功救下徐州的战绩——而且这一次刘备的敌人不再是黄巾军这类乌合之众，而是用兵如神的曹操。十余年后，曹操被周瑜大败于赤壁，曾用“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来解嘲，其实这句话改几个字正适合此刻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徐州之役，值有后患，孤引兵自退，横使刘备虚获此名。”
虚名也是名。此战之后，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至此刘备名义上的品级已经高过了北海相孔融，成为能与陶谦、曹操等人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不久陶谦病重，临终前用一句话确定了徐州继承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5]
这一年刘备三十三岁，命运将一州的权柄交到了这个正值当打之年的男人手中，而且交得光明正大。但在战场上见惯了血雨腥风的刘备，此时却陷入了犹豫。徐州虽然东临大海，但其他三面强敌环伺，尤其曹操、袁术更近在咫尺且对徐州虎视眈眈。徐州牧之位固然诱人，但刘备接得住吗？孔融与陶谦旧部陈登当即站在了刘备战线，但这还远远不够——刘备若想在曹操和袁术的夹缝中求生，必须外有强援，而当时能给予刘备底气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昔日讨董联军的盟主：袁绍。
陈登不含糊，立刻写了一封《遣使诣袁绍告迎刘备为徐州牧》给袁绍：
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
这封信写得很艺术。陈登的重点不在于刘备，而在于“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一句。徐州是战略要地，一旦陷入无主的境遇，很可能被“奸雄”占据，那这个奸雄会是谁？以当时的战局来看，最有可能的是袁术，当然也可能包括曹操，而此二人无论谁占据徐州，都不是袁绍所乐见的。在此基础上，陈登表示徐州上下均愿意推刘备为宗主，事态紧急，利弊得失如何权衡，就看袁绍心意了。
袁绍接到信后心领神会，立刻回了一封《答陈登》，言简意赅：
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这封回信很客套。袁绍的真实意思当然是，就让刘备主持徐州大局吧，以免真的出现了“奸雄承隙”的不可控局面——而刘备，终究比袁术、曹操更好控制吧。有了袁绍的支持，刘备遂领徐州，而曹操也适时抛出了橄榄枝，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此时恰是建安元年（196年），刘备三十六岁，成了州牧、封了侯、有了还算可以的杂号将军头衔，毫无疑问是个人生赢家。在英雄身上，名号、官职、爵位似乎都不重要，那是因为后人已经习惯了英雄身后之名所具备的弧光。然而对于英雄本人而言，他所看见的更有可能是这样一番景象：“此家必出贵人”的预言在面前案几上徐徐展开，双手编织的草鞋也已化成州牧的印绶，那个曾经贫苦孩子经过半生拼搏，终于追赶上了梦。
只是之后，便是梦碎。徐州很快为吕布所破，刘备在孤立无援中不得不投靠曾经的敌人曹操。曹操对刘备格外器重，不仅表刘备为左将军，更与其“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著名的“煮酒论英雄”一事，便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曹操的谋士程昱进言：“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而曹操的回复则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当时天下局势尚不明朗，曹操北面是虎踞四州的袁绍、南面有披甲十万的刘表，正急于向天下表达求贤若渴之心，因此也愿意通过善待刘备以明志——甚至刘备还不够。就在同一年，与曹操有杀子之仇的张绣在贾诩的建议下投降曹操，曹操激动地执贾诩之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此前张绣对曹操伤害愈深、仇恨愈重，此时就愈能表明曹操轻私怨、重大业的霸王之志。
当然，刘备的英雄气或许确实难以遮掩。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不只是曹操有此慧眼，当时曹操帐下不少谋士，如程昱、郭嘉、董昭等，都对刘备另眼相看——其中程昱欲除刘备，实是对刘备最大的赞美。曹操、刘备，均是英雄，英雄可相惜而难并存。曹操试图通过厚待刘备收天下之心，而刘备则确如程昱所评价的那样“终不为人下”，而且也恰在曹操最为厚待刘备之时，刘备反而会同一群忠于汉献帝的臣僚密谋刺杀曹操。最终刺杀未果，而曹操则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逐渐统一了北方。在一系列战争中，刘备则找到机会先北上投靠袁绍，再辗转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雇佣兵”风格的刘备在刘表处依然保持着客将身份，为刘表驻守着荆州北部门户，也就是与曹操统治区域接壤的新野。这一期间，刘备暗自发展势力，并且招揽到了日后最重要的谋士诸葛亮。不过，若能破除《三国演义》塑造的光环来审视刘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便能发现一个令人遗憾的真相：刘备不仅没有得到荆州世族的支持，而且还引发了以蔡瑁为首的荆州本土势力的敌意乃至于杀意。诸葛亮虽然与荆州世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没有将这些关系网成功拉拢给刘备，聚集在刘备身边的荆州人士，大多处于在野或隐居的状态，能够提供智谋但无力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在荆州的经营甚至不如在徐州时成功。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重，曾经徐州上演的那一幕，几乎是在剧本完全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再度上演。曾经，陶谦认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此刻，刘表直接向刘备托孤：“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
这一次，刘备拒绝得很果断。
面对命运的第二次馈赠，刘备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诸子自贤”，任由荆州大权被交到刘表之子刘琮手中。这其中的因缘际会牵涉到刘琮与其兄刘琦之争因而难以简述，但后世史家对刘备不趁势取代刘琮颇感困惑。这些困惑很好理解：刘备当时已经与诸葛亮定下了以《隆中对》“三分天下”为蓝图的军事方案，其基础之一就是“跨有荆、益”。纵然刘表不托孤，刘备也应当伺机而夺，更何况刘表主动抛来了橄榄枝？而刘琮既与刘备关系不善，也确非治世之主，恰如清人黄以周《儆季杂箸》中所言，刘琮有“可攻之道”，也有“易劫之势”，如此机会，刘备怎能错失呢？黄以周的答案是：“夺琮不难，拒操非易。以其旋得旋失，何如养晦待时？”在黄以周眼中，刘备怕的并非刘琮，而是紧随而来的曹操，这一观点颇为精辟。清人王懋竑将刘备当时的窘迫分析得更为直白：“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先主之欲南据江陵，人众数万，操以五千骑追之，不战而败，至弃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决矣。”“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和“夺琮不难，拒操非易”如出一辙，只是王懋竑没太给刘备留面子，认为率领数万人众却被曹操五千骑兵追得抛妻弃子的刘备，也未必就能拿下刘琮。
刘备若泉下有知，一定也不会责怪王懋竑说话不留余地。在北方征战多年，刘备对曹操可怖的兵法谋略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曾经当着曹操部将蔡阳对自己惧怕曹操一事直言不讳：“汝等百万来，未如吾何；曹孟德单车来，吾自去。”而在荆州驻扎的日子里，刘备一定也深知荆州官员“人心思曹”而不能为己所用，放弃荆州、保存实力，应当是当时刘备所能做出的最不坏的选择。
曹操南下，刘琮不战而降，曹操的兵锋直逼江东，刘备与孙权开始抱团取暖共御曹操。决定与刘备联合时，孙权对诸葛亮道：“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这样的句式，半生戎马的刘备已听过太多次。
孙刘联盟造就了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是役，曹操大败而归，孙刘联盟占据了荆州长江以南的地区，与曹操形成战略对峙。不过，这一战最大的胜利者并非刘备，而是孙权——以及孙权倚重的军事统帅周瑜。八百年后，一代文豪苏轼行经赤壁古战场时，乘着几分醉意吟诵出“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的豪壮词句，而令其悠然神往的风流人物，正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周瑜。
周瑜画像。图片来自《马骀画宝》
周瑜文武双全，亦有识人之明。很快，周瑜便向孙权上了一道《疏论刘备》，其论调与昔日程昱劝曹操之言如出一辙：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而孙权也恰如曹操，用“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这一理由拒绝了周瑜。这又不由得不令人感叹，不只是谋士之所见略同，主公之所见也略同。孙权虽然没有同意周瑜抑制刘备势力的建议，但却批准了他另一个更为大胆的军事计划：远征益州。按照这一计划，周瑜将率军西征，完成灭刘璋、并张鲁的任务。这一计划若能成功，刘备的势力将被孙权三面包围，最终难逃被吞并的命运。意外的是，周瑜刚刚开始备战便倏然病逝于巴丘，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周瑜不死，孙权有无限种可能。周瑜一死，江东诸将一时零落，西征之事就此耽搁，孙权也在无奈中将占据的部分荆州领土一并借与刘备，与其共同北抗曹操。此后，孙权虽屡次动了西征的念头，但终因江东与益州之间隔着刘备占据的荆州无法成行，天下三分的局势，只剩下最后一个转折点。
建安十六年（211年），转折点出现了。这一年，曹操讨伐张鲁。张鲁是曹操与刘璋之间的屏障，曹操若平定张鲁占据的汉中，下一步自然轮到刘璋——而曹操也确实在四年后取得了汉中。面对曹操的威胁，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建议引刘备自救：“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
张松之言的核心，可以概括成“非刘备不能平汉中”。曾经，非刘备不能安徐州；之后，非刘备不能摄荆州；再后来，非刘备不能当曹操；而如今，又是非刘备不能平汉中。刘备不愧是汉末最强大的“雇佣兵”领袖，声名之强，当世无人能出其右。
面对刘备这一枭雄，益州臣僚当然也有引狼入室的担忧。当时的主簿黄权极力反对请刘备入益州，理由如下：“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其大意是，用部曲的身份对待刘备，会因为怠慢刘备而结仇；若用贵宾之礼对待刘备，益州又容不下两个主人。黄权之论，其实早有人提到。曹操南征时，荆州重臣蒯越劝刘琮投降，所持的理由正是“若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刘备若不能抵御曹操，荆州自会为曹操所得；刘备若能抵御曹操，荆州则迟早被刘备所得。蒯越和黄权都不相信刘备能当忠臣，而刘琮与刘璋都是暗弱之主，受到反噬在所难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认为刘备的政治优势之一就是“信义著于四海”，此二人却能窥视到刘备信义外表之下的野心，不得不说颇有识人之明。
张松早已归顺了刘备，因此请刘备入益州实是卖主之论，然而刘璋并没有怀疑，最终向刘备这个同宗兄弟发出了邀请。这一次，刘备不再惺惺作态，迅速展露出了枭雄的棱角：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颠覆了刘璋的统治，占领整个益州；五年后，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下汉中，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此时，刘备已经从坐拥益州、汉中和半个荆州，三足鼎立的历史局面，正式形成。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臣下的簇拥下进位汉中王，艰难地走了上建国称帝之路。这一年，刘备已经五十八岁，那句“此家必出贵人”的遥远预言如同一颗种子，随着一个孩子跌宕起伏的漫长人生，终于在贩履织席的裂缝中成为为参天大树。
据益州：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
刘备这一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大约是其出身寒微但终成大业的逆袭历程。刘备发家史几乎撑起了《三国演义》的前半部，但从蜀汉建国史的角度来看，刘备人生最后五年所用到的几篇公文，才真正道出了一生伟业的重心——也就是成都武侯祠长联中所说的那七个字：“百代存亡争正统。”
建安二十四年的刘备败曹操、抗孙权，完成了从“雇佣兵”领袖到封疆大吏的华丽转身，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这一功绩对于曾经那个贩履织席的孩子而言或许太多，但对于此时的刘备来说已经不够。自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勾勒出了“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蓝图后，刘备的帝王之志便一发不可收拾，而刘备前半生最强的对手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便借着全取汉中的功勋从汉献帝手中取得了魏王的封号。
时过境迁，刘备当然不甘心在魏王曹操面前屈尊当一个有实无名的军阀。称王并与曹操分庭抗礼，成为刘备接下来必须要走的路。
对于寻常草莽而言，政治不过是“成王败寇”四个字，因此称王反而简单，曾经的公孙度占据辽东便可以叫嚣“我王辽东”，而袁术取得传国玉玺便有胆量称帝。但刘备所争的并非眼前名号的得失，而是未来的宏图大业与天命正统，因此自事业步入正轨的那一刻开始，日后的每一步便都要务求师出有名。称王建制如同穿衣戴帽，旗号若正，与名望匹配的权威便有利于天下英雄响应；若时机未到便轻言冒进，反而会失去人心。刘备虽然已经坐拥两州、手握十数万大军，但若还想更进一步，仅依靠军事实力是不够的。
《三国演义》中反复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在称王一事面前，汉室宗亲的身份只是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在此之前，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都曾雄踞一州，且均为汉室宗亲，但也都因为“造作乘舆车具千乘”“郊祀天地”等僭越之事而遭朝野非议；幽州牧刘虞甚至因为被袁绍商议立为天子而给了公孙瓒诛杀的口实。刘备此前的豫州牧、左将军等官职，都是曹操借汉献帝之手授予的，具有绝对的程序合法性；如今刘备与曹操已经仇雠，天子又掌握在曹操手中，刘备从朝廷取得封号的路已经被堵死。此情此景，刘备凭什么能再进一步？
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的秋天，由马超领衔、一百二十位益州官员群体上奏的《立汉中王上表汉帝》横空出世了。如果说汉中之战奠定了刘备称王的物质基础，那这份表则为刘备称王一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完美解决了刘备为何在没有汉献帝册封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称王必要性的核心命题。
《立汉中王上表汉帝》虽洋洋洒洒数百字，但虚言不多，取其主旨，大致如下：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封建同姓……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这份表可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写国难当头，需要一位“王者”。“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四句开宗明义，借尧、周成王姬诵、汉高后吕雉、汉昭帝刘弗陵时奸臣把持朝政的典故来说明这样的危难之时，必须有舜、周公、朱虚侯刘章、博陆侯霍光这般英雄人物方能安邦定国。而当下先是“董卓首难”，再有“曹操阶祸”，大汉天下摇摇欲坠，其形势之危急更甚于前文所引的历史时期。既然如此，天下人自然也需要如舜、周公、朱虚侯刘章、博陆侯霍光一般的人物主持正义，完成“流放禽讨，安危定倾”的功业了。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刘备。当时刘备的官职爵位，是“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其中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是曹操借汉献帝之手封的；司隶校尉是刘璋请刘备协防张鲁时刘璋上表举荐的；荆州牧和益州牧则是刘备取得荆州、益州之后自领的。这一系列头衔拼拼凑凑，倒也凸显了刘备发家道路的曲折。刘备投奔曹操时，曾与车骑将军董承等人共谋刺杀曹操[6]，但因董承行事不够缜密，大事未成，使得曹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这两句话，用词委实有些恶毒。曹操不死，朝廷便可能有“阎乐之祸”“定安之变”。阎乐，是秦代丞相赵高的女婿，赵高擅权时阎乐率兵入宫杀死了秦二世胡亥。定安指定安公刘婴，西汉末代皇帝，被迫将皇位禅让给了权臣王莽。这两句话说得很直白：曹操是赵高、王莽之流，长此以往，进则弑君、退亦逼宫，汉献帝绝难善终。
第二部分，是以国难为基础，证明刘备有资格也有能力称王。一方面，所谓“封建同姓”，汉代自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定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规矩，刘备作为汉室宗亲，有资格成为大汉的封王。另一方面，国贼莫过于曹操，曹操善于用兵天下闻名，而过往战绩已经证明了刘备有击败曹操的实力，汉中之战后“海内英雄望风蚁附”，刘备已经是天下唯一一个能翦灭曹操之人。只是，曹操当时已是魏王，如果刘备“爵号不显，九锡未加”，就难以号召天下英雄勤王，所以请刘备称王非为刘备，而是为了大汉的伟大复兴。
第三部分，详述了刘备称王的依据和流程。王爵本应由天子册封，但朝廷已被曹操控制，“奉辞在外，礼命断绝”，请封一事不可行，只能寻找其他路径。那历史上有没有惯例呢？有。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窦融经营河西，颇得民心，于是河西众太守、都尉等一致推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最终，窦融归顺汉光武帝刘秀，成就一代君臣佳话。
客观上时代需要王者，程序上又有先例，于是这份表的最终诉求也就水到渠成地确定为“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这里的大司马，又援引了刘秀北渡黄河时的头衔。在结尾处，马超等人再次强调：这次群臣共推刘备为王只是权宜之计，完全是为了江山社稷。如果大事能成，群臣虽死无恨。
作为一篇命题作文，《立汉中王上表汉帝》的完成度非常高。本文紧紧围绕着“时代呼唤王者”“刘备能够称王”“刘备如何称王”三个分命题，完成了对刘备称汉中王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论述：刘备不过想当窦融，待到诛杀曹操之后，再将江山归还于汉献帝，正如当初窦融归顺于汉光武帝一样。
窦融开创的惯例，其核心是官员在特殊时期，未经皇帝赐爵授官直接推选出临时主持大局的统帅。这一惯例实在好用，袁绍在任关东联军盟主后便上表汉献帝，称此举实乃“时辄承制，窃比窦融”。当然，这等应时权变的做派也非常人敢为，扬州刺史刘繇死后，其部众愿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华歆推辞的理由便是“因时擅命，非人臣之宜”。华歆乱世一儒士，袁绍天下一枭雄，由此可见一斑。
刘备走得比袁绍更远。刘备所称的并非五郡大将军，而是汉中王。以这一称号为切入点，可以发现《立汉中王上表汉帝》中的一句话早已将刘备的帝王之志暴露无遗，这句话便是“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 。
汉中之战前，刘备曾与孙权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分割荆州，史称“湘水划界”。这次划界，明确荆州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三郡属刘备。刘备入益州时留关羽守荆州，事实上在“湘水划界”后，关羽所守的就只剩下荆州三郡。直到刘备称汉中王时，荆州三郡的控制权一直牢牢守在刘备手中，而刘备也一直兼领着荆州牧这一职位。考虑到这一点，《立汉中王上表汉帝》中仅仅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这几个地方为国，就颇值得玩味了——因为上述地方，并不包括荆州三郡。方诗铭在《三国人物散论》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出了理由：“为什么汉中王‘为国’不包括荆州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呢？是不是荆州将给与孙权，这三郡已无足轻重呢？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7]
客观而言，刘备当时需要尽可能积累一切可用的政治资源，为自己称王立论。连广汉、犍为这些“画外”之地都要明示，却将千辛万苦夺取的荆州三郡弃而不用，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当时关羽尚在，刘备称王却不提及关羽的防区，这让这位重臣何以自持呢？方诗铭由此引用了章太炎提出的“借刀杀关羽”之说，在国家大事面前，这种阴谋论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更合理的解释是，不提荆州三郡更能强化刘备称王的合法性。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刘备称汉中王遵循的远远不是窦融故事，而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故事。秦朝灭亡后，项羽为天下义军领袖，刘邦曾被项羽封为汉王，据《史记》所载，当时刘邦的封地包括“巴、蜀、汉中”。历史存在惯性，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封地和刘邦受封汉王时的封地越相似，其合法性就越牢固。那么，刘备的“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与刘邦的“巴、蜀、汉中”是否一致呢？
答案是完全一致。刘备“为国”的地盘多了广汉、犍为两郡，这两郡均为西汉时从巴、蜀中分设而成，《华阳国志》中载：“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广’也。”这就形成了一个等式：刘备的汉中+巴+蜀+广汉+犍为=刘邦的汉中+巴+蜀。因此，刘备不是因为坐拥广大领土而有资格称王，而是从血统到功业都与当时刘邦受封汉王的故事完全一致。此时《立汉中王上表汉帝》提及荆州三郡反而显得不伦不类——若论荆州，刘备已然同意将荆州东部分给孙权，此非王者所为；若论天下，曹操控制的疆土更大且占据中原。因此，舍弃荆州三郡，刘备便约等于刘邦，汉中王便约等于汉王，汉王最终成为汉高祖……这个等式一直延伸下去，刘备便“四舍五入”成了天下共主。
王爵对应着封地，举着汉室大旗刘备当然不能直接称汉王，因为只有将整个天下当作封地才能配得上汉王。不过，汉中对于刘备已然足够，因为汉中之战代表了当时刘备的最高功业：刘备打了大半辈子败仗，汉中之战终于证明了他可以击败曹操；喊了大半辈子口号，汉中之战总算是践行了攘除奸凶的第一步。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望着曹操麾下名将夏侯渊的残兵败将，意气风发地说了一句话：“曹公虽来，无能为也。”要知道在二十年前，刘备可是见到“曹公”麾旌，便会恐惧到“弃众而走”的败军之将——过去种种因曹操而生的恐惧和落魄，都化成了此时刘备苦尽甘来的万丈豪情。
同年，刘备再向汉献帝上了一封《上言汉帝》，其内容基本可以视为《立汉中王上表汉帝》的互文。在结尾处，刘备写道：“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左将军和宜城亭侯这两个封号来自于曹操，刘备也曾借之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壮大势力、招揽英雄，但从此刻起，刘备已不再需要它们加持，因为他已经有了更鲜明的旗号：汉中王。直到此时，刘备的“刘”才真正像是汉室宗亲的“刘”，刘备称汉中王一事也“垂范”百世，成为后世野心家晋位时引经据典的对象。
继汉统：率土式望，在备一人
人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刘备同样如此。汉中之战是刘备生平功业光辉的顶点，但也是刘备事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在刘备称汉中王的同一年，关羽发动了北伐。这一次战役是否出于刘备授意，史家历来有争议，只是战役的结果非常明白：关羽在取得短暂辉煌后，荆州被孙权袭取，很快关羽本人也命丧于孙权之手。
《关羽擒将图》中的关羽
诸葛亮为刘备勾画的《隆中对》战略以“跨有荆、益”为基础，因为中原势强，刘备只有同时从荆州、汉中两个方向出兵形成钳形攻势，北伐才更有胜算。如今荆州已失，意味着《隆中对》战略就此成为泡影。
为了突出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情谊，《三国演义》用浓墨重彩将刘备描写成刚知道关羽丧命便迫不及待欲率军报仇的性情中人。《三国演义》的描述未必是假的，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显然——也必须更为沉稳。从关羽被杀到刘备东征孙权之间隔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刘备完成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举动：称帝建国。
以关羽之死为起点，历史齿轮的运转速度骤然加快。曹操病逝、曹丕称帝，多年以来仅保留着一丝虚名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乱世中落下帷幕。面对这一滔天巨变，刘备又有何作为呢？答案实在有些讽刺：刘备派遣了韩冉前往洛阳，而这位使者的出行目的，是为曹操吊唁。
韩冉使魏一事不见于《三国志》，而王沈《魏书》与鱼豢《典略》的相关记载情节有较大差异。据《魏书》载，曹丕因厌恶刘备借曹操丧事前来示好，下令斩杀了韩冉；而《典略》的版本则是韩冉等到了曹魏方面肯定的答复，刘备“遂称制”，即称帝。三部史书或完全缺失，或内容迥异，很可能因为韩冉出使曹魏是秘密进行的，因此过程众说纷纭。这很容易理解，刘备在《上言汉帝》中如此形容董卓之乱后的国势：
……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
言下之意，如袁绍、袁术、吕布等“群凶”，在皇帝圣德之下一个接着一个被翦除，唯独曹操仍在祸国殃民。而曹操的存在，正是刘备称汉中王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如今“国贼”曹操病逝，曹丕继而称帝代汉，刘备此时正应当厉兵秣马、北伐中原，为何要背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派使者吊唁？当然有可能是为避免在未来东征孙权的战事中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但更合理的解释是，此时刘备的当务之急是称帝建国，因而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局势。又要以曹丕篡汉为合法性基础，又不愿意开启战端，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明处反魏、暗处联魏了。如此帝王心术，也表明刘备并非“性情中人”四个字可以概括。
《三国志》如此描写刘备称帝的背景：“（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也就是说，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称帝代汉后，有人传出了汉献帝被害的消息，于是刘备为汉献帝发丧，并追谥汉献帝为“汉愍帝”。其实，汉献帝此时非但没有死，反而受到了曹魏皇室的礼遇，至于为什么会有汉献帝被害的流言，恐怕只有刘备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无论如何，对于当时的益州人士而言，曹丕已经代汉，天子又已驾崩，天下也确实步入了无主的状况。在这一背景下，刘备遂“丧事喜办”，在成都称帝并建立了历史上第三个汉朝，史称蜀汉或季汉。
纵然有着汉献帝被害的谣言作为背书，称帝建国一事依然并不简单。虽然有汉室血统加持，但谶语、祥瑞这些建国所需的预热，刘备也一个都不少，也一个都不能少。建安二十五年，益州群臣上了两份劝进书，先是以刘豹、黄权、谯周等为首的益州名士所上的《因众瑞上言》，历数蜀汉建国前的祥瑞与异象：
……《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西南数有黄气……时时有景云祥风……数有气如旗……《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这一份《因众瑞上言》恪守着从谶纬中寻章摘句以论证刘备享有天命的“两汉精神”，曹丕代汉时，中原的耆儒也是用同样的手法，为曹丕的天命做背书。然而，益州众名士交的答卷却着实不太高明。“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其实原文应当是“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而“帝三建九会备”，原文应当为“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因修与备[8]字形相近，于是这两处便直接篡改为备，生造为谶语——这些篡改的痕迹被《三国志》全文收录，最终成了千古笑话。
第二份劝进书，同样叫《因众瑞上言》，领衔者为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这份奏章除了抨击“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的罪行、援引“德至渊泉则黄龙见”的谶语外，还有一惊人之处，那便是筹划了一则“玺出襄阳”的剧目：
……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燿，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一段文字，前半部分叙述故事，后半部分升华主题。许靖等人提到，关羽北伐围攻樊城、襄阳时，曾有两个名为张嘉、王休的襄阳男子进献了玉玺。这枚玉玺原本潜藏在襄阳城边的汉水中，在此时光芒万丈、直射天际，因此被发现。那玉玺现身于汉水有何寓意呢？《因众瑞上言》开始了分析：汉，是汉高祖刘邦所用的国号，刘备兴起于汉中，也即沿袭了刘邦的轨迹。玉玺出现在汉水下游，寓意着刘备注定要继承汉祚，恰如汉水经历群山万壑，最终流经襄阳而成波澜壮阔之势。因此，刘备“宜即帝位，以纂二祖”——这里的二祖即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
如果说《洛书》《孝经》的谶语还只是篡改，那“玺出襄阳”的故事则纯属杜撰了。此处的玉玺指传国玉玺。秦代之后，玉玺一直作为天命的象征流转于历代统治者之间。秦亡时，玉玺被秦王子婴献给刘邦，新朝、东汉建立后分别为两朝的开国皇帝王莽和刘秀所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玉玺先后为孙坚、袁术、曹操所获。关羽北伐时，玉玺应当在曹操手中，如此干系重大的皇权信物，理当被妥善保存在洛阳或许都的宫殿中，但绝不可能存放在临近前线的襄阳。至于落入汉水、又因“灵光彻天”而被人发现则更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个故事……实在很符合刘备一生事业的基调。关羽北伐，兵锋直指中原腹地，以至于曹操几乎要迁都以避其锋锐。虽然战役最终失败，但在围攻襄阳时居然得到了百姓献玉玺，这一民心所向而带来的天命加持也足以弥补军事上的损失。再加上流经襄阳的汉水源于汉中，汉中又恰恰是刘备大败曹操的战场，一得一失之间，刘备的天命似乎确实是“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从后期的历史线索来看，玉玺在三国统一之后归于西晋，因此“玺出襄阳”纵然确有其事，这枚玉玺也一定是冒牌货，否则这么重要的宝物不可能只出现于一份劝进文书而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不过真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需要这些祥瑞来佐证自己的合法性。篡改的谶语也罢，杜撰的故事也罢，足解当下的燃眉之急。曹丕已经代汉，残缺的汉代故土需要一位皇帝，雄心勃勃的刘备也需要当上这个皇帝。如若不然……
如若不然，便会如诸葛亮的进谏所言：“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言下之意，众多文臣武将随着刘备出生入死，不也是为了论功行赏么？诸葛亮所说的“纯言”，是指东汉初期“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耿纯劝刘秀称帝时所述之语：“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当时刘秀手下众臣劝进，刘秀辞让，耿纯便提醒刘秀，若不从众议称帝，群臣就会各自寻找“明主”，不会再为刘秀所用了。诸葛亮所引典故切入要害：刘备一向以刘邦、刘秀自居，而耿纯同样是刘备群臣的缩影。无论是对如张飞、赵云这样的元从功臣，还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官员，或是新降的刘璋旧部，刘备都理应有个交待，而刘备若不称帝，众多臣僚又如何能像耿纯一样封侯拜将？正所谓“主贵臣荣，主忧臣辱”，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于是，随着一篇《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刘备正式即皇帝位了。这份告天文出于刘巴之手，语句简练：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虽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天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曹丕称帝时的《受禅告天文》在开篇强调汉代历数已尽，而刘备则需要表明汉代历数无疆，而曹操、曹丕父子的叛汉行径，恰如王莽篡汉一样，最终会被汉光武帝这样的圣人平定，而刘备，正是这一时代的汉高祖与汉光武帝。既然中原依然存在着“窃居神器”的曹丕，刘备必须、也只能以天子的身份“龚行天罚”，这四个字，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也曾用过，而被形容的那个人正是汉高祖刘邦。告天文如此用典，极力把刘备与刘邦、刘秀捆绑在一起，于是蜀汉的建国大业也自然成为了西汉、东汉式“嗣武二祖”的伟业。这种建构无疑是有力的，日后诸葛亮通过《正议》对抗曹魏的外交战时，也将刘备战胜曹操的汉中之战与刘邦灭项羽、刘秀破王莽的战役相提并论，旨在将军事层面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层面的胜利。
即位前，众人皆云“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可见其众望所归已然到了“率土式望，在备一人”的程度。就在一年前，曹丕称帝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两人的主旨可以说是毫无二致，只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统，所以说“祖业不可以久替”；而曹丕是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天命，因此说“神器不可以久旷”。细较之下，到底还是“祖业”一词更理直气壮些。
秦汉时期，谶纬之学极为流行。但相对于曹丕代汉时对谶语的极度重视，刘备在这方面所投入的热情明显要淡漠许多，因此才会容忍众多益州名士改“修”为“备”、生造谶语这种极度缺乏“职业修养”的行为。此外，益州有不少精通谶纬之学的大儒，如杜琼、周舒等，甚至有过“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当涂高者，魏也”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但并未为刘备所追究。究其根本，应当是在刘备眼中，最能支撑其天命的一是汉室宗亲的身份，二是于汉中击败曹操的功业——尤其是后者，对于戎马一生的军人而言更具有非凡的意义。而那些似是而非的谶语，在从小便“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刘备眼中，大抵是聊胜于无的存在。
当然，历史最大的魅力之一便在其不可回溯，真相只有一个，后人的解读却可以有多种。益州名士一方面生造谶语，另一方面又私下传播“煽动颠覆蜀汉”的“不当言论”，这很难不令人怀疑那些破绽百出的谶语究竟是源于学艺不精，还是居心不良。作为蜀汉重臣，谯周甚至还有惊人之语：“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其意为：刘备名“备”，训释为“具”；刘禅名“禅”，训释为“授”，两人名字结合起来就是刘氏已备好天下并授予他人——这要比晋穆侯、汉灵帝给儿子取的名字还要不祥。晋穆侯姬费王为西周诸侯，为其长子、次子取了含义相反的名字[9]，日后晋国果然内乱；而汉灵帝刘宏为两个孩子分为真名“史侯”“董侯”，二字登基后果然最终被免为诸侯[10]。意识形态的高压，往往会将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将精力转向隐喻式的创作，蜀汉境内这些反蜀汉的谶语或许正是特殊时代下的“伤痕文学”，背后隐藏着益州名士对于这一新生政权的离心离德。
仅以历史所呈现的最终结果来看，刘备轻视谶纬之学，但对于质疑其功业的言论却极为在意。在臣下劝进浪潮中，费诗曾上过一道《谏汉中称尊号疏》为刘备所不喜，费诗终刘备之世不被蜀汉朝廷重用。该疏如下：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费诗认为，曹操父子逼主篡位的罪行是刘备称汉中王的合法性依据，其中已然隐隐有讽刺刘备“丧事喜办”的意味。刘备喜欢以刘邦自居，费诗偏偏要讲刘邦曾与项羽约定先破秦者称王之事；刘备最大的功绩是汉中之战，费诗偏偏要说刘备的功业依然停留在“未出门庭”的阶段，这相当于否定了刘备最引以为傲的光芒。这道疏极短，但实在是伤口撒盐、字字诛心。
费诗之论，当即遭到刘备的“宠臣”法正驳斥。法正的驳斥非常精彩，因为他甚至敢于直面费诗的论点：刘邦是开创基业之君，因此需要等天下大定才能正帝王名分；而刘秀是继承统绪之君，自然要“速建以系众心”，不然整个汉朝将沦落到“二祖之庙，绝而不祀”的不利境地，因此“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论证：刘秀曾效力于更始帝刘玄，其自立为帝时刘玄尚在，难道说刘秀是“忘主徼利”之辈吗？当然不是。彼时刘秀举号，恰如此时刘备称帝，都是为了苍生社稷而不得不如此。
“未出门庭，便欲自立”这八个字，颇有些像秦末陈胜欲称王时，张耳、陈余所回应的“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说的都是大业未成便贪图帝王之志，会令人心寒。然而，恰如周瑜对鲁肃所称的那样，东汉末年正是“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富有雄心的人为实现理想，自然也会寻找那些有帝王之志的主公，因此自立门户一事的利弊得失，可谓见仁见智；而费诗、法正作为臣子坚持何种观点，亦是求仁得仁。《华阳国志》认为费诗一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发出了“官位不尽其才”的评价；反观睚眦必报的法正则深受刘备信任，以至于诸葛亮都要感叹一声“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局中人的得意与失意背后，自有一番因果。
刘备终于没有杀费诗。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可谓中肯。刘备的功业虽比不上汉高祖，但其肚量却有汉高祖之风，再考虑到蜀汉艰难立国的峥嵘事迹，称一句“嗣武二祖”，倒也不算太过分吧。十六国时期的前赵皇帝刘渊设汉代“三祖五宗”的神主进行祭祀，其中“三祖”正是刘邦、刘秀和刘备，这也算是对刘备“嗣武二祖”最长情的追忆了……
结语
刘备早年家境贫寒，一生历尽坎坷，终于在年近花甲之时建立了稳固政权，击退了宿敌曹操，成为天下鼎立的三足之一。然而，自此之后刘备的事业呈断崖式衰落：就在刘备称汉中王的同一年，关羽北伐失败，刘备失去了经营多年的荆州和训练有素的荆州军；两年后，刘备以为关羽报仇的名义东征孙权，结果被孙权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所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刘备“仅以身免”，最终病逝于永安前线。刘备死后，诸葛亮、姜维明知无果而为之的北伐战争几乎成了刘备身上悲壮色彩的延续，于是当后人回顾这段并不算漫长的历史时，会发现三国之中最为弱小的蜀汉反而保持着最为激昂的军事态势，这种逆天改命式的挣扎，无疑让刘备及其部属更具英雄气概。《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桥段，如“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单骑救主”“舌战群儒”“白帝托孤”等，大多与刘备集团相关，即为明证。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让刘备走向圣坛的，依然是其与生俱来的汉室血统[11]。因为姓刘，刘备虽仅有一州之地，但在进位汉中王、称帝时并未遇到较强的阻力，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大部分的历时时期，世人也普遍愿意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视为正统，即使是反对刘备称帝的费诗，也只是质疑刘备功业不足而非身份不堪。于是，刘备的身世飘萍就成为汉朝国势的颠沛流离，刘备的拼搏就成为汉朝忠臣的集体挣扎，而刘备的陨落也就成为汉朝中兴希望的最后破灭。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朝并不亡于汉献帝禅位之时，而亡于蜀汉后主刘禅“舆榇自缚”迎接曹魏大军的那一刻、亡于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在国破前“先杀妻子，而后自杀”的那一刻、亡于姜维“策反”曹魏大将钟会最终兵败被杀的那一刻。
因为刘备一生的抗争，整个蜀汉也深深烙上了抗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还在、只要心存汉室的人未死绝，汉就不算真正灭亡。刘备所建之国依然以“汉”为国号，为别于西汉、东汉，后世往往以“蜀汉”“季汉”称之。蜀以地论，季以时论，终究延续着汉家正统。也因此，刘备称汉中王、即皇帝位的这两个瞬间就成为汉朝最后几十年崎岖岁月中难得的亮色，而《立汉中王上表汉帝》《上言汉帝》《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这几篇公文也成为汉朝以国运为墨、以益州为纸书写的绝笔。汉中王和蜀汉皇帝都不是一个人，而是汉代积累了四百年人心之后产生的集体性排异反应，刘备恰逢其时，将自己的野心溶入了旧帝国与新王朝的碰撞之中，于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刘备驾崩后谥号为“昭烈帝”。据谥法，昭德有劳曰昭，能劳谦；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刘备一生之勤勉谦恭、戎马倥偬，是配得上“昭烈”二字的。蜀汉并没有给刘备配上庙号，大约是兴复汉室的大业毕竟未完成，而蜀汉囯祚又过于短暂。十六国时期，前赵开国君主刘渊为刘备追加庙号“烈祖”，从中亦可见刘备影响之深远了。
当然，历史有热血，必有冷眼。不妨以明人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对刘备的批判作为收尾：“（刘备）始起也，依公孙瓒、依陶谦，以与人争战，既不与于诛卓之谋；抑未尝念袁绍、曹操之且篡，而思扑之以存刘氏；董承受衣带之诏，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己亦王汉中矣；曹丕称帝，己亦帝矣；献帝未死而发其丧，盖亦利曹丕之弑而己可为名矣；费诗陈大义以谏而左迁矣；是岂誓不与贼俱生而力为高帝争血食者哉？承统以后，为人子孙，则亡吾国者，吾不共戴天之雠也。以苻登之孤弱，犹足以一逞，而先主无一矢之加于曹氏。即位三月，急举伐吴之师，孙权一骠骑将军荆州牧耳，未敢代汉以王，而急修关羽之怨，淫兵以逞，岂祖宗百世之雠，不敌一将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故为汉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
在王夫之眼中，刘备绝非汉家忠臣，只是个乘时自王的枭雄：曹操称王，刘备便称王；曹丕称帝，刘备便称帝；汉献帝还没死，刘备便心急火燎地为其发丧，不过是借曹丕弑君之名为自己称帝铺路罢了。自始至终，刘备从未将复兴汉室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曹丕篡汉的国仇甚至比不上关羽被杀的私忿……早已远去的季汉先主，在面对王夫之的诘问时，不知当如何回应？
注释
1.亦有学者认为国家应具备领土、人民、主权（权力）、政府四个要素。
2.司马光《资治通鉴》曾对刘备的汉室血统提出过质疑：“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言下之意，刘备的世系是非难辨，已经无法确定其汉室宗亲的身份。以务实的角度来论，刘备的身世并未被时人质疑，刘备称帝时也未见有反对者因其血统抨击其得国不正。刘备生前享受到汉室血统所带来的身份红利，建立的蜀汉在身后又被广泛认为是延续汉祚，纵然他的“刘”不是“汉刘”，也是“汉刘”了。
3.汉文帝刘恒曾下《除肉刑诏》《除肉刑令》，将墨刑折为徒刑、劓刑与剕刑中的斩左趾分别折为“笞三百”和“笞五百”；汉景帝刘启两次下诏减刑，将笞刑最终锁定在“笞一百”和“笞两百”的幅度。这一制度影响深远，《唐律疏议名例律》云：“今律云：‘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盖循汉制也。”
4.《后汉书孔融传》中的文字略有不同：“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
5.方诗铭认为陶谦遗命系麋竺伪造，最重要的理由是传达遗命的麋竺并非陶谦亲信，而代表了为陶谦所疏远的徐州世族势力。详见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6.刘备与董承共谋刺杀曹操一事，即东汉末年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刘备、董承是否得到汉献帝的密诏，学界有争议。
7.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8.“备”的繁体“備”与“修”字形相近。
9.晋穆侯长子名“仇”，即晋文侯；次子名“成师”，即曲沃桓叔。晋文侯死后，晋昭侯之子晋昭侯继位，晋国大臣弑杀晋昭侯并迎立曲沃桓叔，造成晋国内乱。
10.“史侯”即汉少帝刘辩，后被董卓废为弘农王；“董侯”即汉献帝刘协，曹丕即位后封其为山阳公。
11.刘备为后世立下了以宗室血统立国的最佳范式，后人对刘备是褒是贬，主要还在于后人所处之立场是否需要彰显刘备的汉室血统。宋代民间虽然“帝蜀寇魏”“帝蜀伪魏”，但北宋朝廷对于曹魏、蜀汉天命的态度暧昧，《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因此“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也就是说，宋太祖赵匡胤逼柴宗训禅位建立宋朝，而当时的北汉承后汉国祚、南唐国主李昪号称承唐宪宗血统，北宋若“帝蜀寇魏”，对其天命理论建构非常不利。而到了南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北宋被金所灭后，中原国土沦丧，宋高宗赵构南迁，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形势与蜀汉相似，朝廷需要通过王室血统及王朝连续性论证南宋天命，于是刘备与蜀汉又被推向神坛。
本文为《天命在我：文书中的三国史》一书第四章内容，原章节名为《季汉先主》，现标题为后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载。
《天命在我：文书中的三国史》，江隐龙/著，山西人民出版社溯源，202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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