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不仅是东亚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理解战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转向、思想困境与跨文化实践提供了独特视角。作为日本首个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复杂的政治语境中探索文学的自律性，其成员的研究实践与思想反思成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宝贵遗产。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于2025年9月26日举办题为《20世纪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讲座，深入剖析这一团体的成立背景、核心人物思想轨迹及其在文学与政治张力中的学术探索。本次讲座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举办的2025年秋季学期读书会“本文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活动之一，由高磊主讲，宋新亚与谈。高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博士后，日本大阪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宋新亚是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常勤讲师，日本大阪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次讲座围绕1934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展开，通过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三位核心人物的研究历程，揭示了这一组织在对抗传统汉学与所谓“支那学”、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使命。本文经发言人审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高磊：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是博士论文中的一小部分，汇报的标题为“20世纪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中心”。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以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三人为中心于1934年成立，是日本第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组织。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汇报将主要聚焦于竹内好和武田泰淳两位核心人物，但我其实很重视冈崎俊夫，我在日本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便是探讨冈崎俊夫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行有会刊《中国文学月报》，该杂志于1940年改名《中国文学》。研究会虽然于1943年解散，但战后成员们仍组织定期聚会与研究活动，并将《中国文学》复刊。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动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熊文莉老师在其著作《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中曾指出，该研究会旨在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媒介，对抗当时占据日本中国研究学术主流的传统“汉学”与所谓“支那学”。日本的“汉学”并非中文语境下的“汉学”或是西方语境中的“sinology”，而是特指从儒学、汉诗等中国古典中吸取儒家伦理以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学问，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而“支那学”则以京都大学为大本营，运用西欧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皆以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中国文学研究会则致力于研究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其相对于当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主流最大的区别。
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书封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所主办的周作人欢迎会
高磊：1934年8月4日，中国文学研究会为因私访日的周作人举办了一场欢迎会，并首次对外公开使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名称。欢迎会前两日，日本《读卖新闻》朝刊上刊登了预告文《中日亲善从文学开始——以鲁迅的弟弟为中心的欢迎会》，表明其公开目的是通过“同文同种的文化外交”加深“中日亲善”。然而，1930年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鼓吹的“中日亲善”，实为将侵略合理化的虚假政治口号。但是，根据战后竹内好与武田泰淳回忆，为了保证研究会与在日本的中国人留学生、学者们的交往活动、避免日本政府因左翼嫌疑而肆意抓捕中国人，研究会成员们当时不得不利用“中日亲善”这个国家层面的口号“打掩护”，以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可见尽管中国文学研究会抱有实现真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初衷，但在其活动起步之初，就难以摆脱与政治的纠葛。
关于周作人欢迎会的详情，武田泰淳在战后的一篇文章《麻痹的触手——关于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回顾道，欢迎会上日本作家岛崎藤村告诫周作人，“不要去听日本国内的嘈杂声音，只需静静聆听日本的雨声，然后回去就好”。武田认为，这番看似“非政治性”的告诫，正因其含蓄而具有了政治性，体现了藤村对周作人处境的理解。武田对此反省道：周作人后来作为汉奸进监狱的命运，自这场欢迎会起似乎就已经悄然准备好了，而我们的命运也就此准备好了。在回顾了这段往事以后，武田提出了“外国文学研究者是民族的触手”这一深刻比喻。他指出，外国文学研究者作为民族伸向外界的敏感触手，会在两国关系摩擦中最先受伤，沾染上“摩擦抗拒的红色”，乃至“罪恶的黑色”。这对于所有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是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警示。
竹内好的早期研究活动与问题意识
高磊：1928年高中入学至1938年第二次北京留学前可被视为竹内好的文学研究的早期阶段。竹内在高中时期阅读了大量日本左翼文学，并主导了旧制大阪高中的罢课事件，虽然结果以失败告终。1931年，他发表了习作小说《男人们》，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能否胜任实际政治运动的怀疑，显示出对左翼运动既怀抱共感又保持距离的态度。1932年，竹内第一次在北京留学，这段经历对他意义重大。正是在北京，竹内形成了“文学是一民族的生活情感的总和”这一文学观，并为了走进中国人的内心而立志从事中国文学研究。通过在北京购买中文书籍，竹内发现在中国果然也有类似于同时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新兴艺术派的对立的问题存在，也察觉到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的路线。而这也奠定了竹内好最初研究郁达夫的必然性。
竹内在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中，指出郁达夫所属的创造社在1930年代正处于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阶段，而在经历了动摇与迷茫之后，郁达夫最终选择了坚守艺术的自我，与向革命文学转型的创造社诀别。从竹内对郁达夫的解读中，可以窥见竹内对文学独立于政治的自律性的自觉捍卫，以及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主义倾向的反思。
此外，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初期，竹内好十分重视中国的小品文。《中国文学月报》的第6期与第7期也作为“小品文特辑”发行。竹内认为，小品文从革命文学的浪潮中保住了中国文学的个人主义精神，其与革命文学派的对立体现了“政治与艺术的相克”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安定”状态，并对中国文学日后将如何解决政治与艺术的对立问题抱有期待。
武田泰淳的《司马迁》中的空间性历史观
高磊：武田泰淳与竹内好同为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学生，因不满汉学传统而较少上课。武田在课后积极参加左翼运动，数次被捕，不久后退学。1934年，武田与竹内及冈崎俊夫共同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1937年受到征召而被迫入伍，被派遣至中国战场。1943年，武田出版了基于自己战场体验的《史记》研究著作《司马迁》。
武田泰淳《司马迁》书封
《司马迁》的核心论点是提出了一种“空间性的历史观”。武田认为，历史的动力是“政治性的人”，他们构成了世界的中心。《史记》中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结构正对应了政治性的人作为中心、分裂为集团、再分裂为独立个人的过程。虽然由五帝至秦始皇时期，世界的唯一中心顺次更迭。但自《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之后，世界的中心便不再是单一静止的，项羽与刘邦如同两个中心、“两个太阳”，共同构成了一个“场”。两者关系是空间性地并存的。到了三十世家与七十列传，世界的中心则再次分裂，呈现出一种由多个中心并立存在、仿佛群星运行的宇宙般的状态。作为“个别”的中心不断生灭，无一是永续的，唯有包含所有中心的作为“全体”的空间是绝对持续的。武田认为，司马迁借此构建的多中心世界观，包含了对同时代统治者汉武帝的内在批判，暗示其中心地位并非永恒。
武田在《司马迁》中提出的这样一种空间性的历史观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第一，他指出“不相信所谓世界的中心”的司马迁，与相信日本是永恒中心的日本人“完全对立”，意在抵抗战时日本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与日本中心主义。第二，他批评那些被“发展”、“进步”、“科学”等词语束缚的历史学家，而赞扬司马迁“文学性”的、关注“政治性的人”的史观，意在反思西方现代科学史观忘却了“活着的人的问题”。
最后，关于《司马迁》的最后一个章节“匈奴列传”的意义，日本评论社的赤木健介曾经担当了《司马迁》的出版，他回忆道，当时读者皆能从中“匈奴列传”这一章节中看出武田对与中国作战并企图挑战世界的日本政客、军阀的讽刺，以及对追随战争的学者文人的影射。《司马迁》中的汉王朝实则暗喻现实中的日本，而《司马迁》中的匈奴实则暗喻现实中的中国。武田强调，匈奴是与汉王朝在“文化上、生活上完全对立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他呼吁应该排除文化人的算计与阴谋，将匈奴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尊重其生活文化。这实则是在向同时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呼吁应当平等尊重中国人，指出这才是日本研究中国的正确态度。
竹内好认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局限的契机
宋新亚： 好，谢谢高磊的精彩发表，学习了很多。我感到你在报告中提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把周作人访日视为一个思想史事件，放在思想史的逻辑空间中去讨论他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身份认同，以及那种摇摆于战时意识形态和个人交往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我也有一些问题想与你探讨。首先是竹内好的问题。你提到他对中国文学、对郁达夫的研究有一种必然性，即他对日本当时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局限性有认知。但我更好奇的是，竹内好是以怎样的方式、有什么具体的契机认识到这种局限性的？因为通常认识局限性需要一个“他者”的冲击或对抗性的体验。在听你报告时，我注意到你用了“共感”和“距离”来描述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我们能否把这种状态理解成一种试图理解却又融不进去的临界性或模糊性位置？他是如何进入这种位置的？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
高磊：关于竹内好如何意识到普罗文学局限性的契机、以及他是如何进入这种试图理解却又融不进去的模糊性位置的问题。立足于今天发表的内容，我认为一个关键契机可能还是他在旧制大阪高中主导的第一次罢课事件及其失败。这次挫折对他影响深远，虽然他晚年较少提及。罢课事件失败后他发表的习作小说《男人们》，就流露了对知识分子能否胜任实际政治运动的深刻怀疑。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及其失败，让他对政治运动的复杂性有了切肤之痛，从而形成了既怀抱理想又冷静审视的立场。根据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小野忍的回忆，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三人都怀有左翼运动失败之后的挫折感，而他们转而研究中国文学的出发点，也正是源于这种挫折感。
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优等生”的身份游离
宋新亚：其次，你将武田泰淳的《司马迁》放在战时意识形态背景下讨论，凸显其对皇国史观、一元史观的冲击。以及你刚才还提到了竹内好、武田泰淳他们上大学时不怎么听课、跑去参加左翼运动的事，这让我联想起藤井省三老师过去提到的东大的自由学风。竹内与武田一方面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运动又抱有同情的态度。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一种身份本身的差异或者游离，对他们后来的思想形成或文学选择有什么影响？
高磊：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想以一个可能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回应，即竹内好战后对于日本的“优等生文化”的批判。虽然竹内在客观上的身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优等生，但内心对此身份是有抗拒的。根据竹内的回忆，他小时候因作文受到老师表扬而成为“优等生”后很高兴，但后来烧掉了作文本，不愿再做盲目顺从的优等生。他心中存在作为盲从的优等生的意识，与保持个人主体性的叛逆意识的矛盾。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作为帝大学生却又同情无产阶级、试图参与左翼运动的那种身份游离，本质上是对“优等生”身份的疏离和反抗。
回忆材料的引用问题
宋新亚：另外，我有个细节问题。你引用了竹内好1975年的回忆文章，这个时间点不可避免地带有对战时意识形态的反思。将这种带有时间距离的、本身具有反思性的材料，直接作为对历史现场的直接印证，会不会有点风险？如果有更贴近当时的材料做细读，或许能更接近历史现场。
高磊：关于1975年的回忆材料的风险，你说得非常对。我在博士论文的中期考核时也有老师指出，用几十年后的回忆去印证当时状态，可能不妥，不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最佳方式，记忆可能变形。确实需要更贴近当时的材料来做更细致的文本细读。
竹内好、冈崎俊夫对郁达夫的共感
宋新亚：还有个小感想，关于郁达夫选择的必然性。之前在杭州听你讲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史时，提到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实现”的路径。今天听你讲竹内好，我忽然想到，竹内好对郁达夫的关注究竟从何开始？他在1930年代读东大时，郁达夫的作品有没有被译介到日本？他去北京时“没听说过郁达夫和张资平”而“买错书”的经历，是确属偶然，还是后来的一种有意无意的重新叙述？如果他在日本已接触过创造社作品的译介，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完全不熟悉吗？我想到了郁达夫为孙百刚翻译的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译本序中提到的“情感与革命”的问题，与你刚才提到的竹内好对无产阶级文学转化中的“情感”、“共感”似乎有可连接之处。
高磊：关于选择郁达夫的必然性，根据竹内好自己的回忆，他来北京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并无强烈研究欲望，可能只是为了大学文凭和来自父母的生活资助才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我认为他在来到北京前阅读过郁达夫与张资平的作品的可能性不高，是来到北京以后才确立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决心。他当时中文不好，在北京本想购买能够代表中国的新感觉派或无产阶级文学的书籍，却误买了前期创造社的书，并且以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为主，其中有少部分郁达夫的作品。他囫囵吞枣地阅读后，称只对郁达夫产生了一些共感，这成为他毕业论文选择郁达夫的因素之一。此外，今天没有重点提及的研究会第三位核心成员冈崎俊夫也提到，他十分欣赏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对其中所描写的，在破旧的屋子里借着蜡烛的光读书的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强烈共感。这种“共感”的确很重要。你提到的郁达夫在《出家及其弟子》的译本序中讨论的“情感与革命”的问题，和竹内好关注的“共感”、无产阶级文学转化中的情感问题，确实可能存在连接，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今后的研究视野的拓宽
宋新亚：最后，这不是提问，算是个人的一点想法。我们在整理“燕京文学社”资料时，能清晰看到中国文学研究会与北京沦陷区日本人文学社团的复杂关系。比如竹内好完全了解燕京文学社的建立，背后涉及与新民印书馆、伪北大等的关系。松枝茂夫与周作人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北京沦陷区文坛如何看待中国文学。虽然不能将两个团体等同，但其中的人际网络是有所重合的，比如饭塚朗既与中国文学研究会关系密切，又参与了燕京文学社。能否将这些视为研究会的外围或边缘区域？把这些关系纳入考察，会不会拓宽我们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解？我非常期待你后续研究能把这些边缘地带纳入，可能会更有意思。
高磊：关于你最后提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燕京文学社等外围网络，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以往的研究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往往都过于聚焦于竹内好、武田泰淳这两位核心人物，而我的研究也只是在深化对这两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冈崎俊夫。而将松枝茂夫、饭塚朗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在北京的活动也纳入考察范围，对于完整理解中国文学研究会肯定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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