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8年，大宋元丰元年，大辽大康四年。
今年，大宋改年号了，从“熙宁”改为“元丰”。“熙宁”这个年号，用了10年，是北宋用得最长的年号。还有一个年号也用了10年，就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用的“天圣”。一个年号用得长，并不直接说明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皇帝的年号用得短、经常换呢？那还是能反映一些情况的，至少证明这个皇帝心思活泛，或者政局动荡。比如后来的宋徽宗用的年号就比较短，他在位26年，用了六个年号。果然，那个时代就是比较折腾的。
而你再看这位神宗皇帝，一个“熙宁”用了10年，现在改用“元丰”，用了八年，直到他去世。这多少也反应了这位皇帝的性格，是一个认准的路就坚持走到底的人。
这一年的大宋政局总体平静。宰相是吴充和王珪。上一期节目我们就讲了，这两位宰相和前面的王安石没法比。神宗皇帝在宫里面靠批小条子驱动国家运转，宰相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尤其是这个王珪，文章写得好，但是在国家大政上基本不表态。当时就有人笑话他只会说三句话：上朝汇报工作，说“取圣旨”；皇帝说完了，他接下茬说，“领圣旨”；退下来把事交办给底下人，说“已得圣旨”。所以王珪有个外号叫“三旨相公”。就这么一位，高居宰执之位16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神宗后期的执政风格：你们都闪开，看我的。
这一年虽然政局平稳，但是上上下下也在忙一件大事，那就是治理黄河。
上一年，黄河决口，淹了45个州县，到了今年，朝廷调了好几十万人，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才把决口给堵住。这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位老熟人的功劳，那就是苏轼。苏轼这一年在徐州当知州，他亲临一线组织军民抗洪救灾，他自己就住在城墙上的草棚子里，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一直到洪水退去。
这一年，朝廷借着治理黄河，还在计划干一个大工程，叫“导洛入汴”，就是把洛河的水，导入到汴河里。今年筹划、明年开工。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这个工程特别重要，解决了一场“千年之患”。
我这么一说，估计你会懵了。把洛河水导入汴河，怎么就重要了？在我们这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河，好像也就是读曹植的《洛神赋》或者到洛阳旅游的时候，会稍微对它有点概念。至于汴河，那就更隔膜了。你如果非要瞪大眼睛看着“汴河”的这个“汴”字，也能联想到，大宋都城开封，不也叫汴梁吗？那，开封城和这个汴河有点关系？但是，这汴河现在在哪儿呢？
不好意思，别说我们了，再过几十年，到了南宋的时候，汴河的功能就已经消失了。到了明清时代，它的大部分河道都被埋到了好几米深的淤泥之下了。你今天去开封旅游，虽然也有汴河，但那是一个新近搞的文旅项目了。你要搜今天的中国的地图，也有一个新汴河，但那已经跑到安徽宿州那边去了。
好吧，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消失的汴河。它为什么重要？它的难处是什么？怎么解决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条汴河，我们能看到中华文明演化过程中的什么样的大变局和大趋势。
汴河难题
刚才我们说，汴河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这话也不全对，我们这代人对汴河还是很熟悉的。我们经常在一张画里看到它，那就是著名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你看这画面中心的这座桥，叫州桥，州桥下面，就是汴河。大宋开封城的绝世繁华，就是在这汴河的两岸展开的。
不知道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以前有过这么一个解释：张择端不是宫廷画家嘛？他这画不是献给宋徽宗的嘛？那很明显啊，“清明”是歌功颂德，说这是清明盛世。这属实是想多了。这“清明”就是指清明这个节气。你得联系下面那个词儿“上河”一起来理解。
清明上河，是开封城里的一个特定的景象。就是每年清明时节的第一天，正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候，朝廷会派人在开封附近的黄河大堤上挖开一个水口，俗称“汴口”，让黄河水涌入汴河的河道里。汴河里的水涨上来，就可以通航了，在汴河下游等待了一个冬天的漕船，会满载货物，沿着汴河逆流而上，也就是所谓的“上河”。开封城内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里那种百舸争流，市井喧嚣的盛况。
是的，你别以为，开封城一年到头都是那么繁华。如果当时有人画一幅《小雪下河图》，那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因为每年冬至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小雪这个节气的时候，朝廷还会再派人把黄河的的口子给堵上，汴河里的水就见底儿了，汴河里漕船就不得不停航，开封城就会迎来一个百业萧条的冬天。
那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就让黄河水通着汴河不就完了吗？不行啊。每年的冬天是黄河的枯水期，本来就没有多少水。更重要的是：黄河冬天会结冰，如果这个时候还通着汴河，就会涌进来大量的冰凌，那汴河里的船 ，还有河堤，可就危险喽。
当然了，这种事总会有人头铁不服。就在五年前，熙宁六年的时候，有人就提建议说今年不关汴口。神宗皇帝试探着问王安石：“好像每年开啊关啊的，好像挺费钱的噢？”王安石说，对啊，听说要花到一百万呢。要不就试试今年不关？试试就试试，这一年冬天，汴口没关，结果，黄河里的冰凌就进来了，弄坏了汴河里的很多船。
所以，正常情况下，从每年冬至前一个月到次年清明，汴河每年会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法通航。
这还挺耽误事儿的。前几年就发生了这么个事：王安石二次罢相前夕，王安石想走，但神宗皇帝还在犹豫。就在这么个当口儿，王安石突然得到一个信息，说刚刚下了一道圣旨，今年要推迟关闭汴口。王安石马上心领神会，说行了，这是皇帝想让我走了，特地让汴河还能通航，“明月可以照我还”了。果然，几天后，王安石罢相。你看看，汴河能不能通航，这是开封城里人人关注的重大消息，甚至可以成为宰相罢免的政治信号。
汴河一年也就通航个200来天，但这还只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它真正的毛病还不在这儿。你想，汴河的水是从黄河导过来的。黄河那水是能要的？到了下游的时候，一立方米的黄河水通常会带几百公斤的泥沙，所谓“一碗水半碗沙”嘛。黄河水一旦进入汴河，流速一减慢，泥沙迅速沉积，马上就把河床抬高了。到了这个阶段，其实汴河跟黄河一样，也已经成了一条地上悬河，河床比外面的平地要高出一丈二尺多，站在河堤上看下面的民居，就像站在山头看山谷。
那怎么办？就是人工清淤啊。趁冬天水浅的时候往外挖啊，动不动就组织几十个县的民夫挖淤泥，人力成本太高了。所以，宋朝一开始还能坚持每年清理一次淤泥，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就不得不改为三年一次。每年都要花好多钱，成了朝廷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说到这儿，你就理解了，导洛入汴，把洛河的水引入汴河的价值了。洛河水的冰凌少，泥沙也少。等到明年，导洛入汴工程完工之后，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了，也不用花那么大力气去疏浚了。
这个地方，我要插句话：这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学者就认为，因为导洛入汴工程的成功，所以，到了宋徽宗时期，已经没有了清明上河的传统，所以，这幅画不可能是徽宗年间的作品，其实是作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宋神宗的熙宁年间到元丰元年。这个可备一说，你听听就好。
好，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这汴河对大宋朝有这么重要吗？
太有了。当时全天下一半以上的物流运输，是靠这条汴河。汴河出了问题，就等于宋朝的大动脉断了。有这么一个名场面，那是宋太宗时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河决过一次口，太宗皇帝慌得要命，大早晨的天还没亮，他就亲自去视察水情。“皇上别这么着急嘛”，“咦，你说得轻巧！开封城里养了几十万兵，上百万的老百姓，吃喝用度全部靠这条河给运来，我怎么能不着急？”结果，走半道上，他乘坐的轿子就陷到泥去了，身边的人是连推带拉，才把皇帝弄出来。随行的亲王大臣满身泥巴，非常狼狈。太宗可不管这些，亲自督工修理，一直等到决口被堵上，才安心回宫。
你看着宋太宗着急吧？其实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了。你要是回顾过去这几百年，你会发现，跟唐朝皇帝相比，宋朝的皇帝已经很幸福了，已经很不用为吃饭操心了。
先来看唐朝的情况。我们一想起唐朝，总觉得那是大唐盛世，不愁吃不愁喝的。其实不然。从隋朝开始，都城长安的吃饭问题就已经很大了。为啥？因为关中平原的过度开发，生态持续恶化啊。到了唐朝时候，整个关中平原大概的耕地持续减少，但是长安有上百万人要吃饭啊，口粮就不够了。
怎么办？只好从关东往长安运粮。可是因为渭河的泥沙问题，还有三门峡的天险问题，导致漕粮运进长安越来越困难。所以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即使是唐朝最鼎盛的时候，皇帝也不得不经常拖儿带女地往东边的洛阳跑，为啥？史书上往往用两个字，“就食”，就是去找口饭吃。唐中宗有一次就发飙说，太不体面了，哪有皇帝追着粮食跑的道理？但是，没办法，要脸面还是要粮食？两边都是硬道理，但其中总有一个是更硬的道理。
到了五代的时候，皇帝为了吃饭，就不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选择了，而是要在洛阳和开封之间做选择。
这里面原因有很多：安史之乱把长安搞得残破不堪，南方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等等，总之，中国的重心开始向东偏移。
如果你是一个五代时期的皇帝，要在洛阳和开封之间选择一个城市做首都，好像答案当然应该是洛阳。洛阳毕竟是唐朝的东都，选择定都洛阳，在政治合法性上要强一些。还有，洛阳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是一个盆地地形，相对好防守。而开封呢？在一片大平原上，无险可守，是建都形势最差的地方。
奇怪，那为什么五代的皇帝还是更多把首都建在了开封呢？还是因为吃饭的问题啊。
你不要小看从开封到洛阳这一段，今天在地图上看，也不过就是200公里，都是河南省中部的城市，好像差不多。但是你具体看地形图，差别可就太大了：中国地理，自西往东，分三级台阶，洛阳是在第二级台阶上，而开封在第三级台阶上；洛阳是在山区，而开封是在平原；洛阳是在黄河中游，而开封是在黄河下游。从江南把粮食运到开封非常方便，而要从开封往洛阳运输漕粮，逆流而上，那就太难了。
五代的皇帝，刚开始也很纠结。比如后梁太祖朱温，先是定都开封，后来觉得，还是洛阳有面子，又迁都洛阳，朱温死了，继任皇帝又回到开封，后唐皇帝建都又回到洛阳，后晋又搬回开封。就这几百里地，摇摆犹豫了三十年。说到底，还是因为洛阳的交通条件不方便，粮食运不过来。据说后唐负责财政的大臣，天天站在洛阳的东门，眼巴巴地等粮食。这种地方，怎么能建都呢？
到了宋代，刚开始宋太祖还起过心思，要不要定都在洛阳？毕竟洛阳更便于防守。但是你想，那还是宋朝初年，每年通过运河运输的漕粮才几十万，所以太祖觉得不妨试试。但是到了刚才我们讲的宋太宗时期，通过汴河运到开封的粮食就飙升到了400万，后来高峰期甚至达到了800万。迁都到洛阳？去挨饿吗？这就提也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一个细节没有？我说了半天汴河，这汴河可不是一条天然河流。它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
中国其实是最早开凿运河的文明之一，吴王夫差开过邗沟，秦始皇开过灵渠，但那都是局部工程，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但奇怪的是，自从隋朝开凿大运河以后，运河的地位就越来越凸显。到宋代这个时候，还不光是运粮，运河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大动脉。运河出一点问题，国家就要面临大麻烦。
这是为什么呢？
文明空间
运河为什么对隋唐之后的中国那么重要？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看清楚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总体性的趋势。简单说，就是中华文明的空间结构，从东西方向上的张力，转换为了南北方向的张力。有人说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中国历史就像是在东亚版图上画了一个“十字”，先是从西向东发展，画了一横，再是从北向南发展，画了一竖。
对啊，你想，从战国到秦朝，主要就是秦和东方六国的博弈，这是东西方向的矛盾吧？汉朝初年，主要的政治矛盾，也是关中的朝廷和关东的诸侯国的博弈，也是东西之间的矛盾吧？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隋朝之前。北方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后来的北齐和北周。等东方和西方掐出一个结果了，谁胜出，谁就有机会去统一当时的南朝。
那当时的南朝有没有反抗的能力呢？没有。为啥没有？过去我们总是说，是因为南朝的统治者，比如陈后主荒淫无道。但实际上，你去看当时国家掌握户口的对比，隋朝统一南方之前是300多万户，900万丁口，而陈朝被灭的时候，是50万户，200万丁口，差四五倍。即使把隐匿人口，统计差距等等因素算进来，南北方的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南方当时的开发程度还是太低了。
那为什么国家的空间格局主要是东西方向上的时候，运河就没有那么重要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大河本来就是东西方向的。不愁没有水路沟通。二是，同纬度的物产差不多，东西方向上的货物交流的需求没有那么旺盛。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唐朝后期，就彻底逆转了。当时朝廷在西北的长安，而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到了东南。国家的空间结构的张力，从东西方向切换成了南北方向。刚才说了，中国的大河主要是东西方向上的，那怎么沟通南北呢？只能修运河。毕竟水路运输，速度快、运载量大、成本还低嘛。
那运河从哪儿修起呢？假如你是当年负责运河工程的总指挥，摊开地图，仔细观瞧，看着看着，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区域，然后会感慨一句：真乃天助我也！什么区域？就是从黄河到淮河这个区域。
一般而言，中国的河流方向都是自西向东流，但是巧了，从黄河到淮河这一段，好多河流都是自北向南流的。为啥？这首先当然跟地质构造有关。
黄河流经的地区地势比较高，而淮河流经的地区地势要低一点，更重要的是，黄河泥沙太多，所以，黄河下游的河床从战国开始就不断抬高，成了一条地上悬河。你太高了嘛，大家高攀不起嘛。这也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黄河南岸的地方，哪怕就在黄河边，比如开封，它也不属于黄河流域，而是属于淮河流域。
那你想，黄河地势高，这个区域的支流、干流，往北流是不可能的，水流只好另找出路，掉头往南去找淮河，于是黄河到淮河的这南北纵深大概两三百公里的空间里，就出现了大量的从北流向南的淮河支流。比如，汝水、颍水、涡水、濉水、泗水。
这就好办了。古人要修连通南北的运河，就可以利用这些河道啊。古代修运河，可不是傻乎乎地在地图上拉一道直线，然后就一锹一锹地挖土。他们会尽可能利用自然河道。说白了，只要从开封修一些人工渠，到这些淮河北岸支流的自然河道，就能从黄河岸边顺流而下到淮河。中国的南北大通道就打通了。而这些人工渠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汴河”。
这个地方我要提醒一句，古代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这些水道，具体怎么走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很多问题其实已经不大说得清了。两个原因，第一，黄河多次改道泛滥，这些河道也跟着倒霉，淤塞的、改道的、彻底消失的，所在多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的河，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的人工干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已经很难分清了。我这里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演化过程：
最早的汴河是什么时候开凿的？其实是战国时期的魏国。魏国的首都最初在山西，后来，他们在中原地区新建了一个都城大梁，其实就是开封。他们开凿了一个运河，把大梁和颍水连起来，然后逐步扩展成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水系，这水系的名字叫“鸿沟”，就是很宽很深的沟的意思。我们今天现代汉语中的“鸿沟”，就是从这条运河而来。而且这条鸿沟我们今天也经常见，哪里啊？中国象棋的棋盘上，中间那条“楚河汉界”就是鸿沟。
后来，鸿沟的名字也是一变再变，有叫莨荡渠或浚仪渠的，到东汉的时候又改叫汳水。请注意，这个时候的“汳”字，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造反的“反”字。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字寓意不好，这才换了个写法，改成今天的“汴水”的汴。后来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时候，汴水又改成了叫通济渠。当然，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演化过程，只是一个大概，中间的变化非常复杂。
好了，有了这个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水路就打通了。
如果是军事用途，那基本是从开封到颍水，从寿春入淮河，再经过肥水在合肥入巢湖，再经濡须水入长江。这条线上那个地方最重要？就是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颍水入淮河，淮河再转肥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寿春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战场之一。战国末期，秦国灭楚国，就是打的寿春，因为寿春的位置重要嘛，所以楚国末年就定都在寿春；还有，西汉初年，刘邦平英布之乱，打的是寿春；东汉末年，曹操破袁术之战，打的是寿春；东晋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奇迹战役淝水之战，其实也是打的寿春。我们现在是在公元1078年，其实就在130年前，后周世宗柴荣打南唐，也是猛攻寿春，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这一仗中表现良好，才脱颖而出的。如果是军事用途，基本是走这条路。
如果是经济用途呢？往往会走东边的一条路：从开封经汴河到徐州，从徐州汇入泗水，泗水入淮河，再转到古邗沟进入长江，顺便提一句，古邗沟就是连通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那条运河。所以白居易有一首词《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里面就把路途说得很清楚，从开封经汴水到泗水，哎，流着流着就到了长江北岸的瓜洲渡了，就是今天的扬州。当然，我再强调一下，这个路线一直在变。后来的汴河又走了更南边的一条路，这里就不展开了。
所以你看，我们跳出中原，放眼全国，才能看得懂这条“汴河”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开封城的一条物资通道，像一根吸管，一头插在繁荣的江淮，朝廷猛嘬几口，就把大量的资源调到中原地区来，它还是整个中国从东西走向的文明格局，转换成南北走向的过程中的一根关键杠杆。没有它的存在，没有淮河以北一系列支流的存在，我们的老祖先打通南北阻隔，就会困难得多得多。
刚才既然说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我想插一个话题，从魏国的命运，你感受一下一个国家的方向感对它的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当年，魏国凭借大梁城和周边的运河系统，很快就成为战国时代最先崛起的第一大强国。它有一批名臣，比如吴起、李悝这样的人搞改革，还有一支特种兵部队，号称叫“魏武卒”，刚开始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尤其和西边的秦国打仗，把秦国压得几十年抬不起头。
这时候，魏国面临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是向东发展还是向西发展呢？从后来局势的演化来看，这时候最明智的方向是向西，干脆乘胜追击，把秦国灭掉。一旦灭了秦，占据了关中，不仅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大本营，还能够向四川发展，把西蜀变成自己的大粮仓，这就可以复制后来秦国统一天下的发展战略了。
但是很可惜，魏国没有选这个方向，他们选择向东，也就是往中原这个方向发展。那你想，迎头撞上的就是自己的老弟兄，韩国和赵国，纠缠不清，而且发展空间也非常有限。
你要是会下围棋的话，不难看出这两个策略的优劣，当然要先往西啊，占住边角，有了根据地，再往中腹发展啊，金角银边草肚皮嘛。那为什么魏国会选错呢？我听过一个说法：因为历史惯性。
在春秋时代，大国的发展战略都是争霸，就是要在一众大国当中，显得我最牛。争霸最好的舞台在哪里？当然就是中原。越往中心走，越能显出自己的本事，好让小弟们服气，自己当霸主。而现在是什么时代？战国了。战国时期的大国发展战略是什么？不是争霸，而是灭国，就是要把其他所有大国全部消灭，然后天下一统。在这个新时代，没有根据地，是不可能成功的。后来果然，魏国在向东参与中原争霸的过程中，被逐渐削弱，而背后的秦国崛起，笑到了最后。
所以你看，时代不同了，文明发展的空间逻辑变了，个体选择的方向也要跟着变啊。
天人合一
做这期节目的过程中，我看了很多关于黄淮之间水系的资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这片土地太神奇了，既有天然的好禀赋，又经由中华先祖之手，加入了太多人力的因素，才最终锻造成了今天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代表作。其中提示出一个“三个时段”的理论。简单说，他认为看历史要分成三个时间层次。第一个，长时段，比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态系统，这些东西长期不变。第二个时段，中时段，人口迁移、经济波动、技术革新、制度变迁，这些要素变化得要快一些。还有第三个时段，短时段，那就是战争、革命、谈判、条约这些突发性的事件了。
这三个时段，哪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是长时段。它是历史的深层结构，对人类历史构成了深远的限制性影响。
但是，如果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可能要在这个长时段后面加一笔：那些看似长期不变的地理条件，在中华先祖的持续努力下，一直在发生持续的、微小的、同时也是坚定的变化。
就拿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域，以开封为中心的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平原来说，因为有黄河，这块地方承受了大自然难以想象的暴虐。但是从大禹治水，那个近乎神话的时代开始，人力就一点点地掺入到自然环境，到有据可考的鸿沟，到后来的汴河、大运河，你已经说不清，这是自然给人类规定好的生存空间，还是人类自己建造的表演舞台。
中国人在这片天造地设的土地上，不只是劳动、耕作、收获，更重要的是，居然胆敢按照既定的规划，用持续的意志，一点点地改造地理条件本身。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多好啊，30万平方公里，一马平川，占中国陆地面积的3%，但是却生活着3亿多人，生产着中国四分之一左右的粮食。是不是好得没法挑剔？
但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几千年前，中华文明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华北平原什么样？是几乎不适于人类生存的。
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其实不是在平原，而是在渭河谷地、汾河谷地、洛河谷地，就是黄河中游的几个支流的沿岸。再后来才发展到太行山以东。但是请注意，刚开始只是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山坡发展，基本上就是今天京广线经过的那些城市：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新乡、郑州，就在这一带的太行山的山根儿，根本就不往华北平原的腹地去。
为啥？因为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低洼，到处都是沼泽湖泊，大水一来，洪水滔天，大旱一来，赤地千里，水旱交替，又容易把土地盐碱化。就这么一片地方，怎么种地？再加上一条暴虐无常的黄河。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了，我们的先祖是经过了多少努力，才把沼泽一点点排干，把水渠一点点修通，把土壤一点点改良，才把华北平原的腹地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哪有什么天造地设的家园，全是祖先艰苦奋斗的果实。
我们曾经介绍过戴蒙德的这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这里面讲了人类文明面对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中提到，为什么非洲和美洲大陆上，虽然有人类，但就是发展不起来？戴蒙德给的一个解释：因为文明在这样的大陆上，是南北排列的。这也就意味着，南北方向上的交流，价值不大，因为大家培养的作物品种不一样，交流过去也没有用，纬度不一样，光热条件区别就很大，你种不活嘛。
我瞎想哈：如果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先祖生活在这样的大陆上呢？他们也许会修南北方向的运河啊。植物种子种不活，试试动物物种呢？物种交流失败了，试试贸易上互通有无呢？贸易一旦展开，我们要不整合成一个国家？这也不是瞎想，东亚土地也是南北隔阂的，不着急，一点点改造自然，一步步地往前拱，怎么能让自然条件憋死？行就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
小时候听到愚公移山，总觉得这个故事的逻辑透着一丝怪诞：你那么费劲地搬山，为什么不搬家？
后来岁数大了，才有点想明白了，这不是哪一户人家的故事，这讲的其实是我们整个文明的精神：面对一个比我们强大的对手，哪怕它强大到像大自然那样的程度，别着急、不上火，咱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我们有的是时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们就这样一代代地试着改造它，看看在时光的那一头，它能不能有所改变？
你这么一想，几乎中华民族的所有上古神话，都有点类似的意思：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都是在固若磐石的天然结构里，在最强大的对手面前，加入最微不足道的人力，持续投入，然后等待预期中的变化。
也许，我们可以给“天人合一”这个词一个新的解释。别相信什么天道无情，天道中自有人道的空间；也别妄称什么人定胜天，人不过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持续努力。一条人工的汴水，加上一条天然的泗水，共同承担无常的命运，汴水流泗水流，流到沧海不回头。这恐怕才是天人合一该有的样子。
我在策划这个《文明之旅》节目的时候，就写了几个词和我的同事共勉：“发大愿、迈小步、走远路、磕长头、不停顿、不着急。”这几个词，不是谁的发明，这不过是我们祖先的精神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的回响。
好，这就是公元1078年，我为你讲述的汴河的故事。我们下一期，公元1079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我们讲的是汴河乃至运河的开通，使得中华文明空间格局，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节目的最后，我要致敬一个，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著名作家，兰陵笑笑生，还有他那本《金瓶梅》。《金瓶梅》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北宋末年的清河，清河到底在哪里，学者们各有各的考据，但可以肯定，这是运河沿岸的繁华城市，书里是这么写的：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给你读一段《金瓶梅》第十五回描写正月十五的看花灯的市井繁华场面——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屏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
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娇娆炫色。
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娥，鬓边斜插闹东风；祷凉钗，头上飞金光耀日。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虽然览不尽鳌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
你看，《金瓶梅》的男主角西门庆，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也不是世袭贵族，而是运河边上，依靠商业贸易崛起的新富阶层。运河不仅运输货物，更运输着社会变革的因子。致敬兰陵笑笑生，致敬因运河诞生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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