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田鹤琪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作出庄严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场经济社会系统性绿色革命席卷而来。如今，中国“双碳”战略已实施整整五年，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近日，界面新闻围绕“双碳”五周年成果、全国碳市场、零碳产业园以及全球去碳进程等话题，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副主任马爱民。
马爱民自1998起专职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他曾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气候变化公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相关谈判，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规划、制度设计、能力建设、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等方面工作。他也是全国碳市场建设、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签发重启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以下是专访实录，刊发时有所删减。
制度创新是未来工作重点
界面新闻：如何评价过去五年中国在“双碳”目标落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马爱民：政府政策层面，完成 “1+N” 政策体系顶层设计，搭建“双碳”工作的总体框架。
企业层面，推进企业碳排放核算、核查与报告制度。“十四五” 前只在地方碳市场试点范围内有局部实践，全国性工作体系近年才开始大力构建。
项目层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聚焦 “增量” 与 “存量”。一是抑制新增碳排放，二是削减既有碳排放，采取了在环评中纳入碳排放评价、在节能审查中增加碳排放审查等措施。
产品层面，生态环境部牵头建立产品碳足迹认证与标识制度，目标覆盖200个重点产品，目前已试点部分产品，后续将延伸至更多细分品类。
社会公众层面，构建了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如《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明确碳信息披露要求，保障公众知情权与社会监督。财政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共同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的是将气候相关议题真正纳入企业核心经营与决策体系。
制度创新是未来“双碳”工作核心方向之一。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是在过去政策、技术条件下产生的，旧思路难以根本解决现存问题，需通过新政策、新技术、新机制创新，适配低碳转型需求。
界面新闻：如何评价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的整体表现？全国碳市场建设还有哪些有待提高之处?
马爱民：我国碳市场的探索与发展，至今已走过近15年历程，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前后提出碳市场构想，从初期的研究设计、地方试点，逐步迈向如今的全面实施阶段，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进展。
2021年全国碳市场上线至今，运行呈现两大鲜明特点。
一是整体平稳符合预期，碳市场核心要素已基本具备，近四年无重大意外，碳价虽有波动但总体合理。
二是交易活跃度待提升，金融属性较弱，“履约导向” 明显，交易集中在履约窗口期，全年分布不均，且大宗交易占比高，这类交易价格更低，反映企业对成本敏感。
之所以呈现这一特点，本质是初期市场运行的阶段性特征。此前全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一个行业，交易主体也只有重点排放单位，交易产品仅为配额现货，缺乏多元化主体和衍生品，市场长期预期不清晰，难以形成活跃的交易氛围。
未来碳价有望长期保持100元以上
界面新闻：8月25日，《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首次针对全国碳市场建设发布文件，这意味着什么？《意见》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带来哪些突破性影响？
马爱民：中办、国办发布的《意见》，为我国碳市场长期发展提供了指导，明确分2027年、2030年两大节点的发展目标，且各有侧重。
2027年前聚焦 “范围扩展”：全国碳市场覆盖工业领域主要部门，自愿减排市场为重点领域开发方法学，通过 “量的扩张” 覆盖更多排放源与减排场景。
2030年转向 “质量提升”：全国碳市场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实行配额有偿与无偿结合分配；自愿减排市场建成 “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 的市场体系。
《意见》核心是推动碳市场建成 “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 的市场体系。
让市场 “更有效”，一是扩大覆盖范围，呼应2027年目标，纳入更多领域与排放量以发挥调控作用；二是收紧配额发放，强化约束倒逼企业减排；三是传递合理碳价信号，通过有偿分配反映真实减排成本。
激发市场 “活力”，包括丰富交易产品，如允许开展碳抵押、碳质押；扩大交易主体，如鼓励金融机构、自愿减排市场纳自然人；风险端强化管控，加强监管、建稳定机制。
增强 “国际影响力”，一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二是实质性融入国际市场，当前我国尚未出台参与国际市场合作的具体规则，例如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问题仍待明确，这是未来重点。
界面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碳价持续走低，原因为何？从长期来看，碳价上涨空间有多大？
马爱民：我国碳市场的碳价虽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符合预期。
影响碳价的因素众多，既包括当前的排放控制目标，更关键的是供需关系，而供需关系又与企业对未来形势的预判密切相关：若企业预判未来几年或次年碳市场配额会趋紧，当前就会增加碳配额购买量，推动价格上涨；若企业认为未来两年配额发放不会太严格，自身无需大量购买，碳价自然难以走高。
同时，碳市场有固定的履约周期，通常在履约期临近的一两个月内，企业购买量会集中加大，这也是当前碳市场的显著特点之一。
对于长期碳价的上涨空间，目前很难给出精准预期。核心原因在于碳价受供需关系直接影响，当前虽明确碳配额发放会逐步收紧，但具体收紧幅度并没有明确。
不过，从趋势来看，未来碳价大概率会出现长期维持在100元以上的阶段。至于当前碳价有所回落，我认为主要是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的反应。
未来两年是CCER市场关键期
界面新闻：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2024年1月22日启动，2025年3月，首批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成功登记并上市交易。如何评价当前CCER市场的表现情况？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有何建议？
马爱民：分析自愿减排市场，可聚焦供给与需求两大核心维度。
供给侧核心是方法学制定，这决定了项目开发领域。《意见》提出2027年覆盖 “重点领域”，但未明确具体范围。实际推进中，生态环境部2023年至今年两次征集方法学建议，收约600条反馈，领域广泛；筛选需符合五大标准：有真实可量化减排潜力、社会关注度高、方法学成熟无争议、契合“双碳”政策、不影响可持续发展。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核心价值在于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除了全国碳市场覆盖的重点高排放领域，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减排潜力；且当前市场选择的领域，多是低碳技术处于发展初期、有前景但暂存困难的方向。
从长期看，自愿减排市场的覆盖范围必然会逐步扩大。我判断《意见》所指的 “重点领域”，将集中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废弃物处理、农林等领域。
需求侧关键在于CCER的应用场景。当前CCER主要用于三方面：全国碳市场履约抵消、地方碳市场履约、机构和大型活动碳中和。未来还有可能用于国际履约，例如用于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碳减排和抵消计划等，这是未来扩需求的可能方向。
总体而言，未来两年是自愿减排市场关键期：供给侧需开发更多新方法学，需求侧要扩大应用场景，推动市场持续发展。
界面新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明确将八大高耗能行业纳入覆盖范围，目前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四大行业已顺利进入实操阶段。下一个被纳入的行业是什么？碳市场扩容的整体规划路径应如何推进？
马爱民：碳市场要为实现碳达峰服务，而要服务好这个目标，就必须在碳达峰之前，把主要排放源、重点工业领域都纳入碳市场，所以原定将八个重点排放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工作应该在实现碳达峰前完成。
目前已有发电行业和钢铁、水泥、铝冶炼三个工业部门纳入了碳市场，按照现有政策文件明确的目标，剩余未纳入的工业部门，将在 2027年之前全部完成纳入。
至于未来哪个行业会优先纳入，我认为现在已经不是讨论 “优先顺序” 的问题，关键还是看哪个行业更具备纳入的条件，所以不会再刻意去挑选优先纳入的行业。
从覆盖规模看，全国总碳排放量大概在130亿吨左右，目前已纳入的四个行业的排放量加起来约80亿吨，已经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60%，因此，只要全国碳市场运行能够实现规划目标，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就有了基本保障。
界面新闻：2025年 “零碳园区”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各地掀起建设布局热潮，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今年6月也已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明确顶层设计。在当前实践中，零碳园区取得了哪些核心进展？又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马爱民：重点推进零碳园区，核心源于我国碳排放结构特点：我国工业排放在全国总碳排放中占比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且工业排放多与能源消耗相关，而园区作为工业最集中的载体，碳排放占比颇高，成为降碳关键抓手。
园区推进降碳有单个企业不具备的 “协同治理” 优势：园内企业形成产业链后，半成品可直接供下游企业作原料，缩短运输距离以减碳；同时园内基础设施可共享，为减污降碳提供便利。
当前零碳园区发展面临的问题，部分与其他低碳领域类似：一是意识层面，相关主体是否有主动推进零碳的意愿；二是条件层面，是否有足够技术与资金支撑。此外，园区还需解决额外问题——园内企业间的协调协同。零碳建设需多企业配合，如何统筹各方需求与行动，是重点考量方向。
资金需求的本质是投资转向
界面新闻：今年1月，国内首份气候变化双年透明度报告发布，其中透露，中国碳中和资金缺口达268万亿元，当前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仍面临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和解决？
马爱民：资金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不应将“双碳”资金需求简单等同于资金缺口，其本质是投资投向的转变。
推动资金投向转变，目前已展开多维度探索：机构层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气候投融资专委会、中国金融协会设绿色金融相关专委会，联合各方探索绿色投融资路径；资金来源上，财政端靠政府公共资金引导，社会端依托金融机构，如央行曾设碳减排支持工具，目前正研究将绿色低碳指标纳入金融机构考核，推动其倾斜低碳领域。证券部门推动发行绿色债券，也成为金融支持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企业层面，需遵从政府部门发布的产业指导目录， 避免投资于高排放、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行业。碳市场是调节企业投资的关键机制：鉴于“排放有成本，减排有收益”，高排放企业需购买碳配额，促使资金流向低碳企业，碳价市场信号也会刺激企业优先投资低碳领域，从制度层面倒逼资金投向调整。
界面新闻：去年COP29大会在召开首日，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的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标志着全球碳市场正式启动。这将带来哪些机遇？中国又该如何把握？
马爱民：关于《巴黎协定》第6条以及 COP29 推动的全球碳市场相关进展，可以先从第6条的整体框架入手，其明确了两类不同的国际碳合作方式。
6.2 条机制：偏向政府间双边多边合作，类似《京都议定书》“排放贸易”，无国际统一操作标准，由合作双方自行约定规则。
6.4 条机制：偏向 “项目级” 合作，类似《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有统一国际规范，项目审核、减排量核算等均按通用规则执行，无需相关国家另定规则，能降低参与成本、提升碳信用通用性。
要把握6.4条机制的机遇，还需应对几个关键现状：首先，6.4条相关的国际谈判未完全收尾，具体操作细节仍有待明确；国内尚未建立配套参与机制与管理制度，还需要协调统一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
企业层面，不少中国企业已自主参与VCS（自愿碳标准）、GS（黄金标准）等国际自愿碳信用机制，但这类参与无需政府批准，产生的碳信用转移不计入国家NDC核算，目前暂无限制。
全球碳中和进程未发生改变
界面新闻：今年以来，全球去碳进程出现显著倒退，包括美国再次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并公开放弃碳中和目标，多个能源巨头纷纷削减可再生能源投资、重返化石燃料核心业务。您怎么看？中国坚持“双碳”战略不动摇的原因和底气何在？
马爱民：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部分 “倒退迹象”，源于两重现实因素：一是全球经济下滑放缓气候行动节奏；二是俄乌冲突打乱欧洲能源布局，欧洲因依赖俄油气、需填补能源缺口，被迫调整退煤、废核等短期目标。
但需明确，除美国外，欧洲各国长期碳中和目标未变，短期调整未撼动全球碳中和进程。
另外，应理性看待美国的退出。这需关注两点：其一，美国气候政策呈阶段性波动，未来政府或调整立场，未必长期游离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其二，美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低碳行动并未完全停滞，全球低碳转型不可逆，企业为抢占市场、规避风险，仍会主动投身低碳领域。
中国坚定推进“双碳”目标，有三重核心支撑：一是科学认知与自身利益驱动。国际社会已共识气候变化由人为引发且危害发展，中国幅员辽阔易受不利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的认知，奠定了坚定决心。
二是政治承诺与高质量发展契合。“双碳”目标既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大国担当，更是国内产业升级、能源优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抓手，与高质量发展方向一致，获坚实政治与政策支撑。
三是能力支撑与实践信心加持。中国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实现跨越式发展，证明低碳转型执行力，也具备引领全球低碳产业的潜力，过往实践为目标落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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